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离不开两个循环：一个是内部循环，一个是外部循环。一国要实现长远发展，究竟以内循环为主，还是以外循环为主，核心依据是什么？这不仅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更是现代化模式选择中的根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选择，是对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重工业优先”战略和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依托国际大循环”战略的继承、完善与升华。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核”，其重要性堪比“农村包围城市”之于中国革命、“重工业优先”之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际大循环”之于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如果对这一战略认识不到位，将直接影响“新两步走”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更严重的是，若不能建成强大的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发展很可能像许多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失败。

■　大国为什么必须走“内循环为主”之路？　　

对经济现代化来讲，循环模式选择是第一位的问题，即实现现代化主要依靠内循环，还是主要依靠外循环，这既决定资源配置总效率，也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的支撑点。　　

从现代化的实践看，全球人口1亿以上的16个国家中，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仅有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道路，美国两百多年来贸易依存度长期保持在20％左右；日本虽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贸易依存度长期低于40％，近年约36％。仍显著低于小型外向型经济体。而已实现现代化的小国和地区，如新加坡为322％、荷兰为156％、贸易依存度均远超100％，其现代化模式必然以外循环为主。而介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贸易依赖度都超过了一半，即50％至90％左右不等，它们都选择内外循环并重。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明显差异呢？根本原因就是为实现共同的高水平发展目标而获取的方式差异。大国即使国内资源匮乏如日本，由于人口与人力资源规模效应巨大，国内经济可循环，仅仅依靠国内大循环就能使人均GDP或人均居民收入达到高水平，外循环只是满足进口原料、搞活经济、参与国际竞争获得有利地位等需要，即只是作为人均GDP来源的补充。　　

而小国，即使效率最高、国民最努力，单靠国内资源和市场，都无法实现高人均GDP目标，如新加坡，如果没有外循环，它的人均GDP将会长期停留在中等水平，一般为2万美元左右，而只有做大外循环，当外循环占比是内循环的2—3倍，就能使国内的人均收入提高到美国甚至更高的水平，比如目前新加坡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同理，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只能一半多点靠内循环，另一半左右则要靠外循环。　　

■　大国循环模式的根本逻辑是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与发展并重”

那么，有个问题来了，既然中等人口国家和小国可以靠外循环增加人均GDP，那么大国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长期发展外循环上，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不然。

因为决定内外循环能否真正做强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自主性、安全性和开放度等四个维度。高开放度是前提，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高开放度，不断提高开放水平。

而发展水平、自主性和安全性在循环模式选择中的作用却因国家大小而不同。

第一位的决定因素是获得人均收入的方式（对两类循环的不同要求），第二位的则是经济自主性，最后才是安全性。小国为追求人均高收入，必须选择主要依靠国际大循环，但却不得不以牺牲经济自主性和国家安全性为代价，在经济自主性和安全性之间，又是更多地牺牲安全性（把安全交给可信任的大国），而努力获得相对较多的经济自主。　

大国的选择则相反，安全与发展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最后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高自主性、高开放度和高安全的组合，将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作为发展的核心目标，并在国内大循环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实现高水平、高自主性、高开放度、高安全性的现代化目标。

经济发达，即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大国的终极目标，这由循环模式所决定。其关键支撑则是三高——经济高自主性、高开放度、高安全性。

就大国而言，在高水平开放下，如果经济过度依赖外循环，那么它的外部风险将会显著提高，比如贸易摩擦增速将会显著快于贸易增速，且更强的国家会采取各种措施阻碍后发展国家。如果国内经济自立自强的能力不够，两者结合，难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上种种原因，大国必须走国内循环为主、经济高自主性、高开放性和安全性的模式。

■　中国式现代化到了关键期，循环模式非变不可

中国正处于从全面小康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有两个重要现实考量：

一是外部风险空前加大。作为超大型人口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叠加意识形态差异与“修昔底德陷阱”等因素，中国在现代化关键期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更大、更具破坏性。美西方对华遏制将越来越疯狂。为此，必须主动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建成制造强国、科技强国、消费强国，掌握全球经济发展主动权。

二是传统循环模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后30多年，我国利用全球化机遇，采取国际大循环战略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一战略只是“中间战略”，不可持续。2006年，我国贸易依存度曾高达64％，目前已降至一半左右，预计到实现现代化时将进一步降至20％左右。传统模式明显偏离大国现代化路径，且面临对外资外贸过度依赖、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从经济循环的可持续性与安全性出发，必须改变循环模式，构建新发展格局，否则经济发展动力将逐步衰竭，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加剧。　

■　以内循环优势筑牢大国根基

那么，如何才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使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这里的“四力”就是形成强大的内循环发展机制，凸显以强大内循环为主的大国优势，包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达而完善的产业体系支撑、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具体体现为强大的科技实力、产业竞争力和消费力。　　

首先，提高科技实力、产业竞争力和消费力，有一个重要基础，那就是保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的整体发展效能和治理效能。为此，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二是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形成强大的经济供给动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即形成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科技与产业发展新供给格局。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转型，全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自主安全性。　　

三是加快建立强大的以消费主导的内需增长机制，建设消费强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生动力。为此，必须深化需求侧和分配端改革，着力挖掘并释放潜力巨大的消费动能，发挥消费畅通经济循环和引导支撑高水平供给的核心作用。　　

四是建立高效公平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制度基础和终极目标。为此，必须深化分配、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的民生导向，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有机结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加快共同富裕步伐。　　

五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来保障新发展格局。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韧性。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原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