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加强科技创新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加强科技创新，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生物、材料、能源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加强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创造新场景的颠覆性数字技术创新，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基础科学原始创新。以数字技能为抓手推动劳动力市场和教育供给侧改革，加大力度培养既有行业背景又有数字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加快我国产业数字化进程和产业链创新。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健全数字规则和监管，加强数据治理和流动，促进包容式增长和中小企业创新，让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通过数据要素的全球流动整合全球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人民日报》刊文，原题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者陈煜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敢于担当的最好体现是主动化解风险

在复杂环境下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讲政治，不应异化为口头上“说政治”，关键是要通过“狠抓落实”践行“讲政治”，把中央政策内化、本地化，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

敢于担当的最好体现是，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应尽快利用当前稳增长局面较好、企业盈利增加、财政压力可控的窗口期，抓紧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绝不能有“击鼓传花”的想法，更不能想着“甩锅”。相关部门和地方尤其不能有“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想法，必须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研判，对于区域性、行业性风险，要敢抓敢管、果断处置，不能任由其扩散蔓延，酿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求是》文章，原题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怎么干?——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与启示》，作者张晓朴，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鲜明的本土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表述法律”，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扎根于我国本土实际。回顾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历程，我们始终坚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推进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在法律体系的建设路径上，我们既不是盲目照搬照抄他国，也不是由立法者凭空拍脑袋决定。实践中需要什么法律就制定什么法律，急需哪些法律就优先制定哪些法律，如果条件尚不成熟就开展先行先试。在法律体系的结构划分上，既不同于英美法系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也不同于大陆法系的所谓“六法全书”，而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划分成七个法律部门。从各个法律部门在法律体系中的具体比例来看，行政法部门和经济法部门的占比最高，这也充分反映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在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光明日报》刊文，原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鲜明特质》，作者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人文城市是人民城市的理想形态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人文城市是人民城市的理想形态。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人文城市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在由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创新城市、紧凑城市等构成的新型城市体系中，人文城市直接关乎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等根本性和深层次问题，因此，人文城市也就成为评价城市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核心尺度。

——《解放日报》刊文，原题为《人文城市是人民城市的理想形态——刘士林在湖南大学的演讲》，作者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长江日报评论员常少华 整理)